展示柜货号:未知 新中国的缔造者
1945年7月,国民参政员一行6人到访延安,黄炎培和之间有了一次著名的“窑洞对”。黄炎培不仅是推心置腹的党外好友,也是诗情相通的诗友。黄炎培视为新中国的缔造者,认为不仅是“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”,也是“中华人民领袖”,更是一个饱含激情、富有文采的诗人。
1945年6月11日,七大闭幕,以团结的大会、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。与七大几乎在同一时间召开的六大,却走了一条与人民利益相反的道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央决定不参加由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之后召开的,国共关系陷入紧张。这种紧张的局面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。6月2日,黄炎培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、周恩来,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,实现国内和平。6月18日,、周恩来复电黄炎培等人,表示愿意商谈,并欢迎他们来延安。7月1日,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(其中一位因病未成行)从重庆飞抵延安。
在延安,同参政员们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。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,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。黄炎培回答:我生60多年,耳闻的不说,所亲眼看到的,真所谓“其兴也浡焉”,“其亡也忽焉”,一人,一家,一团体,一地方,乃至一国,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……诸君从过去到现在,我略略了解的了,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,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
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黄炎培感叹:“这话是对的”。“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,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,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,才能使地地得人,人人得事。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,怕是有效的。”
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,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结束延安的访问之后,黄炎培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《延安归来》。黄炎培在书中谈到他对的印象:“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。”《延安归来》出版后,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,成为当时的畅销书。
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,1949年3月23日,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,3月25日清晨到达北平。当天下午,和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,黄炎培、沈钧儒等人就在其中,之后举行了阅兵式。当夜,入住香山双清别墅。
会见的第一位客人便是黄炎培。黄炎培后来在日记中记载,“夜,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,香山双清别墅,毛夫人、周恩来4人同餐。我畅述所见,获得具体结果三点”。为什么要单独邀请黄炎培呢?除了两人深厚的友谊和私交,还因为清楚黄炎培本人虽然不是实业家,但他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实业家中有着巨大影响力。晚宴上,与黄炎培沉浸于别后重逢的欢乐之中,长谈良久。黄炎培表示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,不辜负和中国人对他的信任,尽力做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,共同为振兴中华服务。
1949年9月21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。黄炎培等派和社会著名人士被邀请参加,黄炎培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。会议期间,黄炎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线日,这是黄炎培终生难忘的日子。下午3时,开国大典隆重开始,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: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,黄炎培热泪盈眶,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,今天终于看到了在中国领导下,一个新生的中国、人民的中国诞生了!
当天晚上黄炎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!他激情澎湃、文思泉涌,写下了一首组诗《歌》,以纪念这不平凡的一天。这首组诗共9首,其中第二首是这样的:“大野秧歌四起,红颜白叟黄童。中华人民领袖,出一个。”诗言志、歌咏情,黄炎培用诗歌形式表达他对的钦佩之情,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和祝愿!
黄炎培和有许多共同的爱好,如写诗填词等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,多次复信黄炎培,谈及诗作,在黄炎培眼中,不仅仅是政治家,还是一位饱含激情、富有文采的诗人。
1950年8月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出版了黄炎培的新作《红桑》。卷首有同年3月19日黄炎培所作《前言》,收录新诗15首,时间跨度从1938年11月23日至1950年3月11日。诗集出版后,黄炎培将其送给。1950年9月1日,给黄炎培回信:“大示敬悉,承赠大作《红桑集》,极为感谢。”
1956年9月,黄炎培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呈送观赏。张叔通时年已经80岁,花了一年时间作了画,并为每幅画自加了跋语,汇集成册。黄炎培和张叔通相交多年,知道张叔通惜墨如金,能作画却很少作画,有感于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就,特别是农村和工商界对的领导极为称颂,才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做书画册一本。黄炎培特地为其写了一首长诗。黄炎培在给的信中说: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,特代陈,乞赐教;我的诗附求赐教!”回信说:“画册、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,十分感谢!”
为了表示对黄炎培多次赠诗词的谢意,1956年12月4日,将自己之前填写的两首词书赠黄炎培,并在信中说:“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,录陈审正,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。”这两首词就是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和《水调歌头·长江》。这两首词是在北戴河与长江游泳之后所作,当时尚未定稿公开发表,足见他与黄炎培的友情和诗谊非同一般。
黄炎培读后深感欣慰,建议公开发表两首词。在同年12月16日的回信中说:“前信无甚深意,以不发表为妥。水调歌头:逝者如斯乎的‘乎’错了,请改为‘夫’字。”后来黄炎培又因对词作中“极目楚天舒”句不甚理解,致信与推敲。1957年2月11日,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解释说:“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,可见水流之急。都是仰游侧游,故用‘极目楚天舒’为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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